中国悲观主义：经济高速增长不再，年轻人对自我实现和阶层跃升感到幻灭


8月5日，英文期刊 Made in China Journal 刊登了学者张舸 (Dino Ge Zhang) 的一篇文章，系统梳理并命名了一个正在中国社会蔓延的新情绪——“中国悲观主义” (Sinopessimism)，并将其置于一种“后乐观主义”的语境中加以分析。


作者援引学者张哲熙 (Gary Zhexi Zhang) 的概念，将“中国悲观主义”由原本的思想实验转化为对现实的诊断：在经济高速增长后的中国，曾经支撑“个人奋斗”与“阶层流动”的乐观预期正快速崩塌，取而代之的是普遍的“无力感”和“沮丧”。


作者指出，这种转变不仅是经济周期的结果，更是文化、代际与社会结构综合作用的产物。


他借用学者项彪和劳伦·柏兰特 (Lauren Berlant) 的话指出，中国年轻人心理处于一种“残酷的乐观主义”状态。

过去青年工人的那种“悬置”状态（既认命又期待）正在瓦解。

“当乐观主义激发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永远无法实现时，它就变得残酷了”。

张舸指出：“自2020年以来，在国家强制推行乐观主义的背景下，尽管社会对这种负面情绪存在压制，甚至直接惩罚，但负面情绪在中国公共领域中的传播呈现出指数级增长。”

作者表示，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向后乐观主义社会的持续转型”，“人们开始意识到自身理想的残酷本质”。

同时，与之对应的是年轻人行为模式的转变——从“无限推迟自我享受为特征的未来导向型禁欲文化”转变为“以享乐主义、经济节俭和功利主义顺视为特征的当下导向型青年文化”。

之后，作者以中国当下的网络流行语为例，依次介绍了多种“中国悲观主义”形态。

首先是躺平主义，作者称其为“一种反工作 (anti-work) 的政治立场”，同时也是一种务实的自我调适策略。

其次是反婚恋主义 (Heteropessimism)，该主义以“我们是最后一代”等口号为标志，指部分青年主动拒绝婚育，男女双方以各自的理由退出异性恋关系市场。

此外，作者还介绍了润学，即“并非仅仅是对祖国及其传统生活的消极、悲观的否定，更是对有意义的逃离抱有积极、乐观甚至乌托邦式的希望”。

与之相反的，则是另一波年轻人积极拥抱“体制”，考公考编。

然而，作者也强调，这些情绪与策略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与韩国的“N抛世代”、日本的“悟世代”以及欧美的“大辞职潮”形成全球呼应。

文章写道：“事实上，中国是最新加入这一全球后增长困境俱乐部的成员之一。我们，无论幸运与否，都身处其中。”

同时，作者也表示，这种悲观主义并非坏事。

某种程度上，中国悲观主义是“致命却实用的药物”，既是对现代化线性叙事的拒绝，也是寻找出口的尝试。

作者引用张哲熙的观点：“中国悲观主义为那些被剥夺了当下的人提供了拒绝现代主义框架的条件。”

文章后半部分探讨了“中国性”的自我批判传统，从“东亚病夫”到《丑陋的中国人》，再到今日网络社群中的“自我否定与自我吹嘘并存”。

然而，张舸引用夏学钧的话提醒人们，真正的方向感不必依赖宏大叙事，而应来自个体在黑暗中保持活力的能力。

最后，作者引用了“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一概念。

他鼓励中国民众：当一个制度已不可持续却依旧延宕时，个体应意识到“历史总会有垃圾时间，但我们的生活不是这样”。


注：中国悲观主义一词借用自“非洲悲观主义”。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发展研究、媒体报道和外交政策讨论中，常用“非洲悲观主义”来形容一种对非洲经济、政治、社会前景普遍消极的态度。